定额组的旧时光

人吃五谷杂粮，难免小恙，昨天就陪我太太去四院挂水。

叫四院，这么多年说习惯了，现在要说成北四院，因为往南十多公里还有个南院。南院就叫南院，不叫南四院，其实不奇怪，因为四院一直在无锡城西的河埒口，三院在北边的北栅口，一天这两个医院合并，组建了江南大学附属医院，四院的地方成了新组建的北院区，南院区是新建的，而三院的地方，就组合掉了。

我来无锡四十年，换过单位，搬过几次家，但一直在河埒口。四十年，河埒口完全是换了一张脸，倒是四院变化不大，门诊楼，老病房大楼，还都在。对四院不陌生，这得从当初我的陪护经历说起——

四十年前，我分配来无锡，单位就在河埒口。这是家军工企业，当时有三千来人，我被安排在人事部，但我不做“人事”，也不做“劳资”，我是做“劳动定额”。

劳动定额，说穿了就是做一个“零件”，规定的时间。工人完成这个“零件”，得到了对应的时间，这叫工时。每月都有规定的工时，超了拿奖金，多超多拿，完不成扣工资。很简单，考核和工作量挂钩，而被量化的工作量，是工时，核算工时的，就是劳动定额，这也是被定额工人所深恶痛绝的。

这是简单的说法，其实一个零件需要从下料开始，经过多种工序，需要不同加工手段，涉及不同车间。即便是同一工序，除了加工时间外，需要有搬运的配套时间，领取工模具的辅助时间，还有喝水如厕的生理时间等等，一个部件有多个零件组成，而一台整机又是多个部件组成。所以劳动定额，有人爱有人恨，我们是夹在中间的。

直到现在，每当看到中药铺子，我总还是能想到定额组，和中药房一样，一大面墙前都是老红漆的柜子，一个个抽屉如药斗子大小，只是里边装的不是草药，是“定额”——按照设备整机分类，都是每个零件每道工序的定额，黑色的硬纸板封面，一本一本的，将每个抽屉装得满满的。

偶尔军代表会来定额组，我们的陆组长就跟他打哈哈。组长是个老同志，五十年代的中专生，事后他告诉我，军代表是想打听37#机定额的。37#机是舰艇上的一个设备整机，军工企业生产的整机都不是按照使用性能命名，用代号。原来军代表是想摸37#机的实际制造成本，成本核算无非是原材料、设备折旧、人工等几个方面，其中人工成本估算最难，因为不清楚劳动定额。可见劳动定额还是企业的秘密。

我刚进厂的时候，定额组正做一项比较大的工作，“制定国标”。当时厂里有个民品叫清纱器，这是跟纺织厂配套的，当时厂里生产的清纱器，市场占有率在同行中遥遥领先，这样清纱器生产定额的国家标准的制定就交给我们厂，落实到定额组里。也许是我绘图还行，“国标”里又有不少插图，把我就留下了。

尽管那时候“文革”结束已经有十年，但是从“制定国标”上也能看出，劳动定额还在恢复。当年劳动定额是首当其冲被打倒的，因为工人是老大哥，有的是大干社会主义热情，居然还被“定额”，不是对“老大哥”觉悟的怀疑和污蔑吗，所以劳动定额成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套，被唾弃。

恢复之初，定额员都是些老同志，估计是因为这些人有经验，所以我到定额组的时候，听到他们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，小薛要靠你们，我们都不能“跨世纪”了。那时候“跨世纪”这句话到处能听到。不得不说当时做人事的，还是有超前意识，安插了我这个年轻人。说到这里，就要说说有年上海培训。

由于我年轻，到了定额组，所有的培训学习，几乎被我“承包”。记得有次培训，是中船公司搞的，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厂。那次培训有五六十人，教室挤得满满的，学习抓得也紧，白天排得满满的，晚上还有作业，后面还要考试。再看那些参加培训的，和我们厂里差不多，都是不能“跨世纪”的，我成了“鹤立鸡群”。难怪陆组长曾指着“中药柜子”说，小薛，这些以后都是你的。“中药柜子”那时候还是陆组长的，但旁边一台不知是286还是386的老电脑，早成了我独享。

紧张的学习经历了两天，但第三天变了，先是来了位什么领导，他话讲了不少，什么注意休息，不要紧张，我听得莫名其妙。我听不懂无所谓，但后面的学习变了，白天没有那么满了，晚上没有作业了，还明确表示考试是开卷的。

这样一来，我就把晚上时间交给了“斜土路”，住得不远的斜土路上，有家地下录像厅，是地下室，都是武打的，每晚看两部。一个月培训快要结束，同住的一位老同志才悄悄告诉我，是因为上海本地的有个参加培训的人，他们晚上是回家住的，在家里学习把人学没了。第二天发现的时候，灯还开着，桌上翻开的讲义课本和作业。培训结束，我除了除了每晚两部录像外，还带回来一篇论文《劳动定额中的概率论》，有七八张纸，要不是前年搬家翻出来，早忘了。

 

 

所以定额组老同事多，办公室的几个师傅住院，我都陪过。四院那时候就熟悉了。那时候生产处就在我们隔壁的隔壁，都熟悉，走廊里常是和他们碰面点头。分管生产的乔姓副厂长常下来开，在这里开生产调度会，一次他生病住院，后来科室领导来跟我商量，说商量其实也就是通知。这位副厂长，后来做过党委书记。

那时候我年轻，年轻人喜欢玩，我也不例外。有次陪夜，本来九点半要去，结果不知道是喝酒还是打牌，把时间玩得忘了，等我赶去，住院部的大铁门已经上锁。这难不倒，我转到四院西边的围墙，那边青山东路，当时还是露天菜场，摊位都是沿着四院的围墙摆的，先是卖肉的，再是卖鱼的，卖鸡卖鸡蛋的，后面是卖副食品的，再后面是买素菜的。我顺着往后走，看到没有棚子了，噌就上了墙头，里面是个平顶的水泥小房子，我顺着小房子下来，溜进住院部。

第二天大早，听到下面哭声，顺着声音看下去，就是小房子，原来那里是太平间。作家余华在医院长大，他说他夏天喜欢睡到太平间里去，说是凉快。我还没那个“境界”，但真的不怕。

给老同事当陪护，这是我们单位的传统，或者说那时候都是这样的。我们办公室的殷师傅生病昏迷，一昏迷了23天，都是同事陪的。听当时陪护的龚师傅说，他到了第18天的时候，他大便，在肚子里捂了18天，臭啊，没有闻过这么臭的东西。龚师傅是上海人，人瘦瘦的，当时说到臭的时候，我能看到龚师傅稀疏的头顶，因为他背过脸，底下了头，似乎还能感到当时的味道。后来人们问殷师傅，这23天自己知道吗，他说就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去了趟苏联大使馆。

四院住院部的电梯永远拥挤，我常感觉有人面熟，而这些面熟的，看到我会自觉地把脸避开。开始我没在意，后来知道了，这些人是我们厂里的，在这里是因为电梯工。在我进厂头一两年，厂里在宜兴招了一批农合工，分配在不同的车间里，从事一线劳动。因为工作关系，我会去不同的生产车间，加之都是住集体宿舍的，能不面熟。那时候还有个工种叫电梯工，由于工作强度不大，所以都是女的，巧的是这里的电梯工也是一批宜兴的，厂里的这帮人不知道怎么打听到了，下了班就“帮”老乡开电梯，由于我是人事部的，怕单位知道了影响不好，所以见了我遮遮掩掩的，其实都是年轻人，都有安抚青春的方式。

办公室靠窗的是张师傅，他四方脸，人长得高大壮实，说起话来中气足足的。也许是他耿直的缘故，车间里不时有人打他小报告，或告他的状，陆组长总是带笑去“灭火”，张师傅却说陆组长不讲原则。陆组长是靠着另外一侧的窗子，他听到后，总是做出很忙的样子，不接张师傅的话，私下则轻言细语对我说，定额又不是秤，一口咬住，松也不松，动不动就拿个马表。

马表就是秒表，我们定额员每人配有一个，用于测量工人作业时间的，但是工人看到会反感。我们定额组还有个副组长，姓王，他当初带过我，王师傅就跟我谈过，马表要放到口袋里，最好放到抽屉里，带也不要带。他说，去跟他们聊聊天，比如就车床，看看他们车一刀要多长时间，心里1234默念下，再看看需要吃几刀，这样不就出来了。

张师傅还是个好裁判，可能就是因为他认真，他艮。他是当时无锡钓鱼协会的，裁判过全国性的钓鱼比赛，我到定额组不久，他就帮我加入了钓鱼协会，这也是我加入的第一个协会。张师傅性格直爽，他工作不开心，张口会说，小薛，做定额，没交易。他高兴了，会大声唱几句，“男人爱漂亮，女人爱潇洒——”是当时的流行歌曲，很时髦，他说听儿子唱的，他边唱还边点评，说现在的年轻人，不得了。

张师傅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已经结婚了，他说他现在只好阁楼。家属区的房子是上世界七十年代砌的，楼层不高，即便是顶楼也是平顶，不知道他是怎么“阁”的。有次洗澡张师傅摸出大手臂后面有个块，后来就在四院住下，不久就开刀了。手术时我就在门外，切下来的，几乎有鸭蛋大。

我陪张师傅，他还是有说有笑，很开朗。有次我去，他就告诉我，一盐水瓶，可以滴多少多少滴。我愣住了，是职业习惯，还是百无聊赖。张师傅离开的时候，我已经跳槽，得知消息后，我特意穿上黑西装，打上黑领带，送他最后一程，心里默想他的话，做定额，没交易。

就像当年没有“跨世纪”一样，新世纪又过去四分之一，我的定额老同事现在不多了。

（转载：三墩二郎）
责编：安娟英